编辑部聊天室(你有听说过“局里局气“厅里厅气”的男性穿搭时尚吗)（[db:子分类]）

044期主持人｜潘文捷

你有听说过“局里局气”、“厅里厅气”的男士穿搭时尚吗？这就是最近十分流行的机关干部风，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流行时尚。今日，当我们谈起“厅局”，想到的绝不是中年人的肚腩、秃头和枸杞保温杯，而是稳重、可靠、归属感。即使只是夹克衬衫西裤老三样，好像也具有了别样的魅力。在这一风尚的面前，好像哪些港风复古、盐系穿搭、雅痞风机车风都显得不务正业起来。

“厅局风”穿搭时尚的流行只是表面，其底色大概是对“体制内”的向往。有一段时间，社交网络上随处可见赞扬“体制内男友”的文案。抖音@张什么阳 写到：“你目前还太年轻，喜爱狼尾和腹肌，之后你就会知道，开着大众，车内摆着国旗，谈吐大方，端庄得体，工作努力的男人有多香。”小红书@小武喜欢旅行 则写到：“等你长大了就明白，拿着五险一金，工作努力，圈子感觉，举止优雅，中控台摆着国旗，后备箱放企业发的米面油的男生有多香。”

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编制，无疑是最稳定的工作之一。近年来，年轻人考公的热情越来越高，2021年全国公务员招录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是212万，创历年新高。就连不少明星、偶像都在向体制内靠拢。2017年，SNH48成员陈逸菲考入了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随后，刘昊然做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代表参加全国第十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消息上了热搜，引发热议，被称作“高干文学照进现实”。在《梦华录》爆红后，网友发现陈晓穿着西装去开会，从而发现他居然是文联的理事、父母是公务员，这引发了一片赞扬。体制内的工资和明星的收入相比压根算不了什么，但考公考编仍然成为了他们热衷的挑选。

等候参加国考的人群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厅局风”为何总对应着“体制内”男友？

徐鲁青

：“厅局风”一般是黑白配色的衬衫夹克吧。

叶青

：“厅局风”还有一个特点，是一定要把衬衣或是上衣扎入裤子里，我认为这还蛮考验身材的。当然这里不是在身型侮辱或是强调说只有腹部无赘肉者才有机会这样穿，穿衣和身型是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我个人目前尚未和小腹达成和解，不敢尝试这种穿法，也觉得她们很有自信，很棒。美国歌手Lizzo自出道以来因身型招来了许多争议，她认为每种身型都是正当的、性感的，都值得被喜爱，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身材感到自信。

林子人

：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是，现在大家探讨“厅局风”时好像默认所指的是一个男士，例如我脑海里马上浮现的是穿短袖polo杉、系黑色皮带、脚踏黑色皮鞋的中年男人形象。就算是在婚恋市场的语境内探讨“厅局风”所代表的某种“稳稳的幸福”。目前大家看到有关探讨多为女性视角里的“体制内男友”，为何“体制内女友”也没能调动起男士一样浓烈的憧憬呢？这值得深思。

徐鲁青

：这个角度太有趣了！其实单是想“公务员”这个词，我脑子里出现都是一个男士形象。但“体制内女友”也是很多人憧憬的，不是“厅”和“局”，而是有编制的女老师（并且最好别是大学），是否因为这样不至于太有权势，风头盖过丈夫，又能够不愁将来小孩教育？以前豆瓣上很多人调侃山东男人的主要理想，是考入公务员娶个女老师，我觉得其实全国都这样。

尹清露

：看到这股“厅局风”风刮起来，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国内流行的“西服热”，即便是农民工也会放弃粗糙工服，穿着西装敞着怀神气十足地走在街上，或直接穿西装在工地上垒墙。从视觉角度分析，西服看起来和“厅局风”的深色夹克外套挺像的，但它们承载的集体记忆其实非常不同。西服代表了那个时期对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消费的渴望，以及积极的城镇流通性，“一身城市人样子”的农民工回到家就会被乡亲们高看双眼。同时，西装的“高贵”特质被农村男人们完全大众化了，它不再仅仅代表地位和权利。这也是时尚中的常见状况，处在话语权低位的人能通过服饰来搞混阶级概念，进而解构特定服装风格本来的内涵，而这些风格通常属于特权人士，他们用穿衣搭配来彰显自己的“唯一性”。

可是“厅局穿搭”显现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趋势。疫情之后，农民工主要的就业来源——服务业遭受的打击太大，撑不下去的人只能选留乡或是回乡；毕业生对工作的要求也变成了“不会随时被炒、公司不会忽然倒闭”，会倾向于寻找更稳定的生活，认为效仿领导的穿着打扮就能向权利靠拢，进而，服饰仅剩被顶礼膜拜的“唯一性”，而没了“僭越感”和阶级之间的互动，这可能是比较值得警惕的。

不过好在，所谓厅局风我认为更像是一种调侃，而非人人都会尝试的穿衣实践，那些引起好评的“体制内男友风”也要有颜值或是时髦发型撑着（例如刘昊然）。还有人吐槽说，吹捧这种穿搭的人只是在瞎胡闹，其实根本不了解体制内的穿衣标准，因此大家更多还是用这种调侃来表现焦虑的心情吧。

体制内的吸引力与什么相关？

徐鲁青

：公务员考试是1999年开始，但那时竞争并不怎么激烈，反倒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体制内“金饭碗”，去外企谋一份工作。以前读到过一篇关于上海最早一批外企的帖子，1993年，一个外企中层管理能拿四千多的月薪，当时上海员工的月平均收入只有471元。

职业潮流是很能反映时代变迁的。十来年前房地产业很吃香，当时有师兄投万科的简历，说要面试八轮，在第六轮被筛下来了；我不知道现在万科什么情况了，但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专业的录取分一年比一年低。到我本科毕业那时候，进互联网大厂是人们的第一选择，虽然上厕所也有电子计时器，但大家每日免费吃荤吃虾，零食无数，将来好像也有指望，升不了管理层，35岁被裁了还能够回老家买房。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现在的工资是很低的，但曾经也是高薪职业。我刚入职时听说，十多年前记者一个月的薪水等同于北京一平方米的房（有待考证），那时的新闻行业好像理想主义和面包兼顾。但这十多年来，记者薪酬一直没涨过。

林子人：

当经济形势趋于极端的时候，大家在求职时会将稳定性放到考量首位，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我国。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日本外务省的公务员，她告诉我，日本在进入“就业冰河期”后，公务员的报名人数出现了显著上升。并且在日本，私营部门和公共行政是挺不同的两种职业路径，从私营部门跳至公共行政的人比从公共部门“下海”进入私营部门的人要少得多，她自己就是一个罕见的在企业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变成公务员的例子。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求稳的职业选择当然是理智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情况吧，因为它表明社会的活力、创新与探险观念在下跌。

想想还是会感慨时移世易。我上大学的时候，BAT的吸引力还不敌外企，学长学姐返校传授快消品公司管培生的面试经验，台下的我们都对他们完善又business-savvy的职场精英样子羡慕不已。等我开始工作的前几年，不但当地互联网大厂超越外企变成抢手货（我记得我曾采访过一位大学毕业生，他说不想去外企，由于“外企是养老的地方”），并且创业潮如火如荼地进行，回到大学和学弟学妹闲聊，发觉校园里都涌动着创业的欲望。接着就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然后我们到了年轻人一心“考公上岸”的当下。真是世事难料。

全球职工的工作稳定性水准都在下降

林子人

：这几天，我在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米努什·沙菲克（Michouche Shafik）的《新社会契约》，她在书中以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关键社会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了我们该如何重构后疫情时代的人际关系，建设一个更包容的、人人都有希望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社会。在关于就业的章节里，沙菲克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各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职工的工作稳定性水准都在下降。

在发达国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放松劳动力市场管控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雇主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越来越仰仗零工经济，将越来越多工作外包给非正式员工。因此形成了一个二级劳动力市场：受监管程度高且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与受监管程度较低且不正规的劳动力市场。

图片来源：图虫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况则是，多数劳动力集中在“不正规部门”，我国为了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充分，为少数就职于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扩大劳动力市场监管范围，但此举一样带来了一个二级劳动力市场——“只有正规部门的劳动者能得到保障，正规部门以外劳动者（一般是年轻人和穷人）难以保证。”

我在想，“宇宙的尽头是体制内”这一说法所反映的，是不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二级劳动力市场：更灵活也由此更缺乏可靠性和安全感的私营部门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对有更持久预想的公共行政劳动力市场。在理想环境下，每个劳动者应当享有充分随意，能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志向选择进入哪个市场，但当人们对其中一个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喜好，尤其是对风险出现了明显憎恶，那一定说明这个“二级劳动力市场”是有问题的。